专著总体确实不如论文

发表时间:2019-08-11

  曾昭禹先生著文说:“专著不如论文”是伪命题。其意略谓,专著具有全面性、系统性、成熟性和稳定性,崇拜论文而忽视专著,是导致专著质量下滑、专著出版低迷的最重要原因。曾先生为专著的冷遇鸣不平,其情可感,然其理不通。

  作为学术成果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,专著和论文似应各司其职、各行其道,本无高下优劣之别。但学术实践表明,和专著相比,论文篇幅短小,问题集中,驾驭方便,富有学术浓缩性,它通过期刊的快速更新,能较便捷地传递作者的学术见解,因而越来越受到重视。随着专著常沦为二次学术产品,特别是随着专著出版被严重市场化,论文的价值日益突出。这种定位对专著似有失公允,但现实如此,不得不然耳。

  为免误解,这里提早说明,并不是学术成果只要用论文形式发表就比专著有价值,实际上垃圾论文也不可胜数;而真正的专著,以其全局性视野和系统性创新,由始至终进行连续不断的逻辑论证,体现着作者宏阔的学术背景和成熟的思维体系,它能全面而集中地解决复杂而庞大的研究课题,有点“毕其功于一役”的意思,这种功能,是论文所不能胜任的。

  但尴尬的是,近现代学术有个特点,专著往往是在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,这点中外皆同。一般情况下,按照正常的学术理路,作者对某一课题的系统研究,先从“点”开始,把认为成熟的部分先行成文,分别发表,以汲取同行意见,然后根据同行评价权衡优劣,最后汇点成面,前后贯通,专著于是乎出。这类专著,实际是二次学术产品,因为那些先期发表的论文,实际是该专著的学术精华。从科学性上说,这种专著出版前通过论文形式加以检验,可进一步提高专著的质量,这是学者们经常先发论文再出专著的重要原因。现在完全脱离论文而直接出版的专著其实并不多,这点恐怕谁也没法否认。只要承认这点,就要认可论文之于专著的特殊重要性,曾先生也说“专著是一系列创新论文的集大成者”,可见他也知道专著形成的一般路数,难道“集大成”后的专著比那些“一系列创新论文”要高出许多?我看倒有点像论文集。

  更尴尬的是,专著正遭遇出版、监督等环节的信任危机,且日益严重。论文在发表前一般需要经过甄选,好歹存在竞争关系;发表后要随刊直面学界,总算有被动接受监督的意味。因此作者起码要认真些,并不能任情自为。但反观专著,则未免令人气短。很长时间以来,许多出版社为只盈不亏,敞开门做生意,只要不触时忌,稍具其形,肯花钱出专著一般不会遭拒,多出或赶上促销还能打折。许多作者出书不是为展现学术风采,而是另有妙用,因此知道的人越少越好,恨不得手里的存本成为海内孤本,仅限于晋职、结项、评奖之用。出版专著除了钱几乎没有门槛,于是各种专著炮制方法纷纷出笼,近来比较时髦的是,利用项目经费铺路,组织一帮人进行流水作业,分工攒造,香港正版挂挂牌彩图。皇皇巨著源源不断地下线,但乏人问津。专著发行低迷,诚如曾先生所说,与作者拿不出像样货色有关,可出版单位不扎紧篱笆,放进来的多是阿猫阿狗,还想让人们当成狮子老虎去争看,哪有这个道理!

  从学术史角度看,论文往往是学者更钟情的成果表达方式。一般而言,大学者可以没有专著,但却不能没有论文。谭其骧先生治学60年,属于个人的学术成果主要是数十篇论文,并没有专著,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奠基人。谭先生不是没有写专著的念头,他讲了一辈子“中国历史地理”,曾打算在讲义基础上写本《中国历史地理概论》,但终因要求过苛没有完成。唐长孺先生的标志性成果是论文集,相比其他著作,这些论文可看做是唐先生的扛鼎之作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著述宏富,现代学者罕与其匹,其论文数量相当可观。名家如此,其他学者亦然,鲜有例外。

  尤值一提的是现代最负盛名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,他的学术成果也多是论文形式。寅恪先生授课时曾说:“前人讲过的,我不讲;近人讲过的,我不讲;外国人讲过的,我不讲;我自己过去讲过的,也不讲。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。”这何尝不是他的著述旨趣。这种境界,固然是天才的专利,但一般学人如抱有“虽不能至,而心向往之”的态度,论著质量当有实质性提高。而事实是,许多学者是“前人写过的,我还写;近人写过的,我再写;外国人写过的,我仍写;我自己过去写过的,也要写。我就是不写未曾有人写过的”。这种情况,论文有之,专著更甚。专著遇冷,实是许多学者不堪其任而勉强为之使然,徒唤奈何。

  当然,我们更希望看到,论文继续发挥学术先锋作用,专著也体现系统创新的价值,两全其美,乃上上好。但总体来看,目前专著质量的确不如论文。曾先生拿优秀专著比对垃圾论文,尤无助于透析问题的实质。其实从总体价值角度看,论文高出专著不知凡几,这点无可置疑。对学者来说,最理想的学术成果是既有精悍的论文,也有高远的专著,此可作为学术界、出版界共同努力的方向。